摘要：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它的思想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是春秋时期的重要著作，详尽地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间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思想。《左传》以肯定的态度记载了那些民重于天、民重于神的进步观点，而《左传》也被认为有民本思想和人本思想的著作。本文阐述了《左传》中所见的人权意识，试图把《左传》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结合起来进行讨论。

关键词：人权左传 春秋时期 民本思想 人本思想 人权意识萌芽

春秋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各个诸侯国为了生存发展，纷纷向民众开放舆论和政权，招纳人才，为民众参政议政创造了条件。各种思想和学术观点雨后春笋般涌现，整个社会思想自由、言论开放、人才辈出，出现人权的兴起、经济和社会的繁荣进步，春秋时期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250多年历史和社会现状，呈现了许多先进思想和价值观，尤其是人本精神和民本思想，在《左传》中最为鲜明。这些既体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念，也是当时社会现实和思潮的反映。

一、《左传》中所见的人权意识萌芽

1、言论自由

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左传•宣公二年》

这段话描绘筑城墙的老百姓和华元唱歌互怼的场景，普通百姓敢于奚落朝廷重臣，而华元没有借助手中权力镇压，体现了当时官民之间平等的人格，也体现了一定的言论自由。百姓有批评官员的权力，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春秋时期，乡校是普通大众谈论社会事务议论政治的公共场所，当时有人劝子产毁掉乡校，被子产断然拒绝。他坚持不毁掉乡校，还鼓励民众对政治进行批评，维护民众思想、言论、集会自由的权力，可见子产是中国言论自由的先驱。

2、参政意识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传•庄公十年》

齐军攻打鲁国，鲁庄公准备应战。曹刿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却向鲁庄公申请指挥这场战争，而鲁庄公也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并答应了他的请求，结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普通百姓能和国君轻松见面并平等交流，并被赋予指挥战争的权力。可见春秋时期民众不仅可以在地方基层参政议政，而且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可见当时的社会，充斥着民主的气氛，老百姓才觉得国家的命运和自己息息相关，才有参政议政的要求。

3、女性参政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

——《左传•桓公十三年》

国君遇事却先入告夫人，经夫人分析后才幡然醒悟。可见，夫人邓曼实际上已经是是楚国国事的重要参与者与决策者。

夏四月，辛已，败秦师于毅。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文赢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崤之战，晋国俘虏了秦国的三位主将，文嬴请求晋君放了他们，晋君答应了她的要求。文嬴身为晋国国母,又是秦国的公主,在救助秦军的三位主将一事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女性在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上已经有一定的分量。

4、民主权利

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卫成公决定与楚国结盟，遭到国人反对。卫成公不听国人的意见，结果国人将他驱逐出境。可见春秋时国人有着监督政府决策施政的权力，并有了驱逐或者罢黜国君的民主力量。

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

——《左传•僖公十五年》

这段话记载郤乞和吕甥召开的国人会议，决定了晋国立君等问题。春秋时代，普通阶层有这样权力，是民主政治的原因。

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

——《左传•僖公十五年》

这段话就是叙述晋惠公委派其代表人郤乞在国人会议替自己做检讨，建议改立他人为君。可见国人会议有权干预立君废君，这也是民主政治的渊源。

使卢蒲嫳帅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宫而守之，弗克。使国人助之，遂灭崔氏，杀成与彊，而尽俘其家。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释卢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将戮之，不得。叔孙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乱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与我其拱璧，吾献其柩。”于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国人犹知之，皆曰：“崔子也。”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以上篇章记述了国人灭崔氏的过程，体现国人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楚子（指文王）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

——《左传•庄公十八年》

鬻拳在国君战败时拒其回国，他是认为国君没有尽到国君的职责，因而必须用一切手段来督促或迫使国君尽其职责。

5、婚姻自主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晳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適子南氏。

——《左传•昭公元年》

这段文字记载了一桩婚姻纠纷，两个大夫争妻，而执政大臣子产判处由女方自己做主。可见先秦时代，妇女们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尚有一定的选择权利。在许多情况下，哪怕是贵族社会的政治婚姻，女子本人的意愿仍是经常得到考虑和尊重的。

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犫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沉其二子。妇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施氏。

——《左传•成公十一年》

这段话中的施氏，发誓再也不做施孝叔的妻子了，也能体现春秋时期妇女的婚姻自主权。

6、私有财产保护

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谓子产曰：“韩子亦无几求，晋国亦未可以贰。晋国、韩子，不可偷也。若属有谗人交斗其间，鬼神而助之，以兴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爱于一环，其以取憎于大国也，盍求而与之？”子产曰：“吾非偷晋而有二心，将终事之，是以弗与，忠信故也。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国之人，令于小国，而皆获其求，将何以给之？一共一否，为罪滋大。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餍之有？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若韩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贪淫甚矣，独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韩子成贪，将焉用之？且吾以玉贾罪，不亦锐乎？”

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韩子辞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

——《左传•昭公十六年》

晋国执政官韩起看中郑国一商人的玉环，就向郑国国君要求得到它，但是郑国的执政官子产以不能侵占私人财务为由拒绝了。春秋时期郑国同商人订立了盟誓：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不强买和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预商人的财产和营业。实际上，这个盟誓已经是一项国家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

王取邬、刘、蒍、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

——《左传•隐公十一年》

这段话记载周王从郑国贵族手里得到一批土地，但是他要拿一块苏田来交换。这就是土地交易，体现了当时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7、尊重生命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左传•隐公十一年》

宋襄公说:“有德之人是不忍心伤害已经受了伤的敌人的，不捉拿头发花白的老年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对生命权的尊重。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

——《左传•宣公十五年》

晋国名将魏武子有一爱妾，他重病后嘱咐儿子魏颗：“我死后，你要为她选一个好人家嫁出去。”可是魏武子临终时又舍不得这个妾，所以又对魏颗说：“我死后你要让她殉葬，我在下面好有个伴。”魏武子死后，魏颗安排父亲的爱妾改嫁了。魏颗的弟弟责怪他没有遵守父亲意愿。魏颗说：“人在病重的时候，神智是昏乱的。我嫁此女，依据的是父亲清醒时的吩咐。”

魏颗的行为，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体现出他怜悯生命和尊重生命的仁慈而又宽阔，深邃而又宽厚的人性之心。世间万物，生命最可贵。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人权，尊重生命就是保护最重要的人权。

二、《左传》中所见的民本思想萌芽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左传•桓公六年》

这段话描述楚武王故意军容不整以此示弱欲的样子，诱使随侯来攻。随国大夫季梁用“忠于民而信于神”的说法，劝说君主不要追赶楚军。在这里季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忠于民而信于神”，规劝随侯能像古代明君那样，以人民为重方能取悦鬼神，成就功业。体现了《左传》中鲜明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粱丘據与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嚚以辞宾？

——《左传•昭公二十年》

齐景公久病不愈，怪罪于祝、史，欲杀之取悦于神。晏子回复道，少数人的祝福抵不过多数人的诅咒。在君和民之间的张力关系中，神是会听多数人的话，这也是一种重民的思想倾向。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以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亲人，惟德是依。

——《左传•僖公五年》

这段话记叙的是“假道伐虢”。晋献公假道于虞，重金贿赂虞公。由此可以看出，虞公失德，以为凭祭物的丰盛，就能获得鬼神相助。虞国大夫宫之奇则指出“鬼神不随意亲近人，只依据人的德行”。意图转化虞公对鬼神的观念，加大爱民意识。宫之奇以人文精神为原则，指出君主的德行对国家兴衰的重要。

师旷恃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左传•襄公十四年》

师旷认为，君主应该为民众着想，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爱戴。这也是民本思想的的体现，可见当时民本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指吴王夫差）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左传•哀公元年》

吴师伐陈，因为十二年前吴先王阖庐伐楚时陈未肯站在吴的一面。十二年前吴伐楚，入其都城郢，楚几乎亡国。这时吴王夫差的兵力看样子比阖庐时更强，所以楚国的大夫们一见吴出兵就感到震惊。这并非是全无理由的。可是唯独子西看到了问题的深层实质。他指出，阖庐之强，全凭爱惜民力，从而得到人民的效力；夫差之“强”，则靠滥用民力，从而在实际上是在为其自身的失败准备了条件，当然对楚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威胁了。子西看到了一个国君的权力的盛衰存亡最后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说明了君权的真正基础在民。

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左传•文公十三年》

在这一段引文里既包含了邾文公的思想，也包含了《左传》作者通过对于邾文公思想的评论而表现出的思想。当占卜说明迁都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的时候，邾文公认定利于民就是利于君。他的左右却有不同的看法，以为迁都危及国君生命，不迁才有利于君。他们考虑的是国君作为个人的生命之利，而非其作为国君的使命之利。所以邾文公为他们解释了命的意义。他说“命在养民”，这个“命”就是国君的使命；而个人的生命短长，那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左传》作者对于邾文公只作了两个字的评论：“知命。”这就是说这一位国君知道他为君的使命。可见立君为民原是当时流传的一种思想认识。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这一段文字既说明了子产主张让人民批评执政者的思想，又说明了孔子对于子产思想的认同。子产以为，执政者只有听见人民的批评，才能及时地改正错误，才能利民；而利民才可以避免人民的反感的积累，避免大的政治动荡。这可以说是既利民，又利君。

楚子（指文王）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还，及湫，有疾；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绖皇。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

——《左传•庄公十八年》

鬻拳对于自己的国君，一方面敢于实行兵谏，在国君战败时还拒其回国；另一方面，对自己的言行自责。这是一种很矛盾的现象，其原因何在？当他兵谏和拒君的时候，他是认为国君没有尽到国君的职责，因而必须用一切手段来督促或迫使国君尽其职责；当他对国君实行暴力以后，他又认为自己犯了辱君之罪，于是自刑、自杀。正是因为他自觉地认识到后一点，所以他在做前一点的时候也并非自肆害君，而是出于爱国爱君之忱。《左传》作者假“君子”之口说鬻拳爱君，道理就在这里。不仅《左传》作者认识到了这一点，楚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然，他们就不会让鬻拳的后代继承他的官职以表对他的报答了。从这一件事又可看到君民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左传》作者在这种关系中是坚持以民为本的。

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罪，何也？”史墨回答了一大套话，其中最重要的是，“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赵简子看到鲁君被季氏流放而死于外，以为是不正常的，而鲁国的人民却无异议。他于是问史墨原因何在？史墨的回答很明白：首先，从逻辑上说，国君而不勤民，就是未尽为君之责；为君而未尽为君之责，自然会被人民遗忘；被遗忘了的国君流死于外，自然不会发生人民的抗议。从历史角度说，改朝换代，君臣易位，自古以然，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终极原因还在于君是否能尽其为君之责。君不忘民，能勤民事，民亦不忘其君，这样君位就可以维持下去；否则，君位就不能维持下去。这里再现的还是君民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左传》所引的史墨之言仍然重在以民为本。

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凡国人都认为可杀的国君被杀，就不是杀君者犯了罪，而是被杀的国君无道而该杀。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被杀的国君违背了其为君的职责。《左传》的弑君凡例更能体现《左传》中以民为本的思想。

总结一下，《左传》中的民本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君权的根本在民。第二，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第三，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以至反抗。

三、《左传》中所见的人本思想萌芽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左传•僖公十九年》

宋襄公用一个小国君主祭神，企图以此立威恐吓东夷，实现霸主梦想。宋襄公目的不是为神，而是为人。司马子鱼说他这样做是达不到目的的。他指出了“民，神之主也”，人和牲畜有质的区别，宋襄公犯了以人代牲的质的错误。这正是子鱼的人本思想。《左传》中不止一次地出现“民，神之主也”的语句。

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

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左传•昭公十八年》

子产的这句话“天道远，人道迩”意思是，天道是遥不可及的，而人道却近在眼前，体现了子产的人道主义思想，他是我国最早的人权维护者。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亦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赢败姬。车说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从其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

——《左传•僖公十五年》

这段文字说的是韩原之战后晋惠公被俘至秦，他埋怨父亲献公不该在筮占不利的情况下把女儿伯姬嫁给秦穆公，从而招致韩原之败。韩简劝说惠公，以为失败之因在人不在天。左丘明借韩简的话来表示他在天人两极的张力关系中更重视人事的作用。

楚师伐郑，次于鱼陵。……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左传•襄公十八年》

应该说《左传》作者在天人关系上的思想也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这里可以举晋国的叔向和郑国的子产为例作一些说明。在这里，叔向宁信人事而不信天道。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子产）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

——《左传•昭公元年》

  子产认为晋君之病是由于晋君多同姓内宠所致，而不是由神而起。这段话，同样体现了子产的人道主义思想。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左传•僖公十九年》

  宋襄公为了谋取霸主的地位，竟然用一个小国君主作为牺牲以祭神，实际是企图以此立威。司马子鱼说他这样做是达不到目的的，他认为宋襄公犯了以人代牲的错误，这正是人本思想的基本原则所在。他还指出“民，神之主也。”《左传》中不止一次地出现“民，神之主也”的语句。

《左传》中人本思想，表现在主要以人事说明人事的成败得失上。

四、《左传》中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关系

以上我们谈了《左传》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现在再就一些实例来辨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梁丘据、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嚚以辞宾？”公说，告晏子。晏子对曰:“日宋之盟，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赵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言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语康王，康王曰:‘神人无怨，宜夫子之光辅五君，以为诸侯主也。’”公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子称是语何故？”对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纵，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讟，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成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祝史与焉。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则若之何？”对曰:“不可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尔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

——《左传•昭公二十年》

齐景公患了疥疮，又有疟疾，经年不愈。诸候的使者来问候的很多。于是有人对齐景公说，现在我们祭祀鬼神比从前丰盛，可是国君的病长期不好，让诸侯担忧，这一定是祝和史的罪过，请诛祝、史。齐君听了很高兴，把此事告诉晏子。晏子说，如果国君有德，祝、史祭神时如实报告以向神求福，那么神是会降福的；可是，如果国君无德，祝、史祭神时只好说假话，那么鬼神就会降祸。齐君问晏子那怎么办？晏子这一段话的前一部分，说的也是要信于神，不必再论；其后一部分，又说到少数人在神前为君祝福终不如多数人的诅咒有力。在君和民之间的张力关系中，神又总是会听多数人的话，而不会听少数人的话的。这样，神从多数也就是一种重民的思想倾向了。

师旷恃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暱，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

 ——《左传•襄公十四年》

师旷的这一段话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君是天所立的，是统治人民的；第二，如果君能尽责，民就只能敬君而无抗君之理；第三，如果君不能尽责，就失去了天立君的目的，就可以被推翻；第四，天之所以如此对待国君，那是因为天爱民。天治君，君治民，这是一般的正常原则。可是，君对民的统治又不能是绝对专制的，因为天意又是受民心影响甚至支配的；于是就又出现了民心、天意、君权兴亡这样的三梯级的关系。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靠“天”来调剂的。如果没有中国的人本思想，那么就不可能有民本思想而只能有专制思想。同样，中国古代的人本思想总是以民本思想作为其内容的；如果没有中国的民本思想，那么也就会失去中国古代的独具特色的人本思想。所以，只有看清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才可以说对二者各自的特点有了了解。

我们把《左传》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在君主统治人民这一环节上，其关系是直接的；而在民意作用于君主这一环节上，其关系就是间接的，因为中间隔着“天”。君主受命于天，从而对天负责，而不对民负责；君主无道伤民，民怨上达于天，天就会惩罚君主。　

人民的自由思想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没有自由的空气，社会就是一潭死水。在春秋时期，由于中国人真正获得了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力，所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才会迸发，社会上因此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遗憾的是，这种局面未能使民主战胜专制，秦的统一让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的专制社会。人民的思想、言论、人身、集会、结社等等自由一概被剥夺，人权被消失在萌芽状态，中国人的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也被摧残殆尽。人本精神和民本思想是《左传》杰出的思想特征，体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念，也是当时社会现实和思潮的反映，其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结合的思想体系是宝贵的历史资源。尽管中国社会后来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之中，但是《左传》中所见春秋时期的一些细节，依然绽放着人性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左丘明《左传》中华书局

【2】林志纯 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

【3】刘家和《左传》中的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

郑可出席“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分论坛作主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