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国主持本期活动

汪习根：发展权的由来、现实挑战及其应对之策

汪习根开篇介绍说，发展权不是由中国提出，但把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是中国的首创，因此发展权对国内国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按照背景、萌芽、诞生、规范、机制的线索讲述了发展权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新兴独立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日益加大，贫困、饥饿、疾病、冲突、局部战争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人权公约，为全球人权保护提供了法律框架，体现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共同保护和承诺。和平、发展、人权成为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发展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汪习根谈到，在联合国关于发展权概念的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充满了尖锐的斗争。1986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推动下，联合国通过《发展权利宣言》并先后成立了三种工作机制，探讨如何保护和落实发展权。他借用《发展权利宣言》第一条“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对发展权作出了明确定义，并进一步指出发展权的核心即在于发展机会均等。他说，在世界和平与发展屡受挑战的严峻形势下，只有强化责任才能实现权利、保护权利，这要求各国都有责任参与国际合作、国际援助，为实现发展权的国际条件、国际政策、国际环境做贡献。

汪习根指出，相比于经社文权利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等个人权利，发展权更具前导性、引领性，但目前发展权的主流化尚未实现。全球发展赤字与发展严重失衡，单边强制，全球治理体系失能，冲突、暴力、恐怖、贫困、疾病等全球问题凸显。在现实种种挑战之下，汪习根呼吁从四个方面推进发展权的实现：第一，优化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人权机制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坚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到发展之中，推进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反对单边强制，强化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机制（UPR）在发展权领域的功能；第二，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坚持新发展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第三，坚持正确人权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四，加强国际法律保障，积极推进联合国通过《发展权利国际公约》，强化发展权的国际法律保障效能。

常健：发展权视角下看中国式现代化

常健的演讲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要提出发展权？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权有什么关系？发展权为什么成为中美关系的红线？

常健说，现代化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在社会规范方面体现为权利平等，在国际关系方面则体现为全球化交往。现代化对人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现代化的历史图景中，贫富分化、种族歧视、少数精英的自由与发展、先发国家垄断发展资源、西方国家以武力维持霸权等负面效果的影响逐渐扩大。发展权理念作为对现代化挑战的回应，应明确其核心为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各方面的发展，是人通过参与、促进、享受发展来实现发展。最根本的目的是个人发展和各国人民发展，还包括国家、民族等集体概念的发展。提出发展权理念的意义正在于其表达了人的发展要求、广大人民的发展要求、后发国家的发展要求，从而成为联合国推进的核心目标。

常健谈到，发展权的主流化需要一个过程，西方传统的人权是以自由权利为核心，而中国则将发展权放在了更高的位置。“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将发展权作为核心的目的性权利。以物的全面丰富为条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各项人权最终要追寻的目标，也是将人的尊严和发展作为现代化的核心评价标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突出特点，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特点无不体现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常健介绍，中国式现代化其实包含着对发展权的要求，体现了发展权的意向，它是对现代化中那些负面效应的回应。我们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区别于过去的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种战略性转变，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转变，因此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难。首先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要如何在享受现代化正面效应情况下接受负面效应？其次是发展权尚未形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要如何平衡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之间关系？最后是如何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力图维持现有的发展格局的情况下，缩小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利益差异？常健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对发展权宣言和公约、发展权决议均持不同态度。美国对中国实施的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科技战、贸易战、经济制裁等系列手段，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展权的压制，是要剥夺中国平等发展的机会。

演讲最后，常健总结说，中美在发展权问题上的博弈，反映的是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的博弈，是两种现代化愿景的张力。传统的现代化格局带来了种种问题。中国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理念的转型，是一种新的现代化愿景的呈现。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利益上的对立，以及双方目前力量的差距会使围绕发展权的斗争长期持续。但是，国际社会大力支持发展权，全球各国的利益需要交互影响。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力量对比差距逐渐缩小，利益相互依赖程度提高，发展权主流化的转机终会到来。

陆海娜：发展权的性别平等维度

陆海娜首先谈到，妇女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且承担了人类再生产的重要职能，如果妇女不能平等享有发展权的话，发展权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性别平等是发展权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发展权的重要方面。实现发展权的过程一定是包含了推动性别平等的过程。联合国也一直在推动性别主流化，即在推动立法、政策以及各项行动中都考虑性别影响，促进性别平等。在涉及每个个体和全人类发展权议题上，性别平等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通过介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妇女和女童工作组2024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平等的倒退和性别歧视反弹现象的报告，陆海娜对全球性别平等状况进行了介绍。她说，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性别平等状况有进步，但是存在严重的倒退和性别歧视的反弹现象，而且未来也面临不少的挑战。总体来看，全球距离实现性别平等仍然有巨大差距。政治和公共生活参与方面，女性的参与度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和男性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攻击、骚扰和暴力。在经济和就业方面，妇女和女童在世界贫困人口所占比例高于男性，妇女失业率高于男性。在家庭和文化生活方面，性别偏见和陈规旧俗依旧存在、家庭暴力也仍然非常普遍。另外，全球性危机的叠加效应，比如武装冲突对女性的伤害远远超过男性，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对女性的影响也远远大于男性，尤其是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地区的女性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陆海娜认为，以上这些倒退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立法、执法的缺陷，尤其某些国家和地区的保守势力，取消已有的女性权益保障政策或者制定新的法律来限制女性基本权利。还有传统性别观念、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脆弱地位等诸多原因导致了性别平等倒退现象在近些年来愈演愈烈。因此，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女性地位已经足够高的说法是一种错觉或者是一种认知偏差。

我国坚持将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将男女平等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把保障妇女发展权放在突出位置。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公共政策，编制发展规划等方式，持续推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全面发展。她说，总体来看，我国妇女社会地位在显著提高，但仍然存在问题和挑战，例如传统性别观念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业歧视、家庭暴力仍然存在，当事人寻求救济仍然存在困难等。可以采取积极态度把这些挑战作为改变的动力和机会，例如积极推动性别平等就业和培训，减少性别刻板印象；发展性别回应型的照料经济，让照料价值得到回报；促进性别平等的数字经济，支持更多妇女进入数字科技领域，积极探索应对数字化带来的网络性别暴力的创新措施，展现中国的良好实践。对于美国未来几年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可能的保守主义转向，中国也可以此为契机，积极参与在国际层面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进程，在促进全球女性的发展权问题上提供中国方案。

蒋建国在总结中讲到，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不能以别的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更不能搞双重标准，甚至把人权当作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尤其是大国战略博弈更加激烈。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系列重要论述，增强人权自信，讲好中国人权故事，走好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更好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活动现场嘉宾合影

106.2万人通过中国人权网、腾讯、网易、搜狐、爱奇艺、咪咕、优酷、抖音、快手、百度、哔哩哔哩等新媒体平台观看了本期活动的同步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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