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大会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这样强调：“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通过运用“共同标准”及“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的措辞，《世界人权宣言》描绘了一种国际人权法律适用的理想图景：依照不同文明、国家、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之下，平等而统一地保障人的权利及尊严。但在《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国际人权领域的“双重标准”却愈演愈烈。部分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人权外交中秉持“双重标准”，不仅威胁着人类历史上捍卫人权与增进法治的理想，也破坏了各国人民对国际人权制度的信赖与支持。

“双重标准”——即以主观甚至政治化立场衡量、评判、执行法律标准及规范——是美国外交领域被特别关注和批判研究的重要议题。例如，有学者指出，近年来美国提出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具有以“双重标准”解释法律之自由裁量，扩大国内法的域外适用空间，完成道义和正当性自我辩护的特征。在经济领域的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更是集中体现了“双重标准”对国际法体系与各国合法利益的负面影响。在人权领域，对“双重标准”问题的探讨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考察美国政府与国会在国际人权法参与和执行方面的“双重标准”，尤其是美国政府在核心人权公约的缔结、批准、保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其二，挖掘美国人权外交“双重标准”背后的帝国属性与霸权因素，揭示其扩张性的普遍主义法律理想对“双重标准”的塑造。美国倾向于忽视人权背后的社会、文化、宗教因素等差异，以一种具有强制和教化色彩的方式，迫使其他国家表示对人权的服从。随着人权成为当代社会影响国家合法性与国际规范演进的普遍标准，占据霸权地位的国家开始运用“国际社会”和“正义”帝国理由，名正言顺地干涉其他国家的国内事务，将人权异化为从属于现实政治的附庸和道具。这种根深蒂固的文明等级论、文明中心论及其衍生的霸权政策，是“双重标准”在历史和现实中不断重演的核心要素。其三，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又指出这种人权外交思想脉络之中的断裂与差异性——在人权外交中追逐利益、安全的现实主义外交当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受到道德、法律、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理想主义外交并非简单的傀儡、伪装与辩解。“二元决定论”影响着美国人权外交的长期走向，现实政治与政治理想的此消彼长则在具体个案中左右着政治家的政策决心。

以上三个维度为思考美国人权“双重标准”的历史连续性与断裂性提供了有益借鉴。通过对“双重标准”政策的历史分析，以及对卡特政府、里根政府人权外交政策的比较考察，能够在当代视角下观察“双重标准”在不同环境下的差异化成因及其呈现方式，并思考“双重标准”是以何种方式同美国外交传统紧密捆绑，又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际人权治理构成威胁。

20世纪70年代，重拾人权价值、重视人权外交的呼声在美国逐渐高涨。1977年当选的卡特总统试图将美国现实利益同长期政治理想相融合，维系一种较为统一的、反对区别对待的人权标准，然而受制于内外因素，这种过于理想的“浪漫实验”没有取得成功。20世纪80年代末期，凭借“保守主义革命”崛起、批判卡特政府人权政策的里根政府大幅转向缔造“双重标准”的人权观念，使人权外交服务于保守主义语境下的美国利益。在美国政府对人权的外交立场剧烈变革之中，“双重标准”登上了美国舞台。

（一）人权外交的由盛转衰

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了全球扩张受阻、经济增长乏力、政治信用丧失、社会共识瓦解的危险境地。越南战争等外部失败叠加“水门事件”引发的内政信任崩塌，促使美国社会在1977年总统大选中选择了背景较为“清白”，被视为“华盛顿泥沼局外人”的候选人卡特。卡特上台后，决心放弃“世界事务中仅仅依靠武器库规模”的外交方针，转而引入人权价值作为指导美国外交的核心因素。

在任期之初，卡特便表达了消除国际人权领域主观性和政治性的积极态度。一方面，卡特认为，在“缓和政策”创造的大环境下，美苏冲突有可能得到控制与缓解；同时，卡特倾向于采用合作、对话路线处理对外关系，肯定第三世界国家在人权领域诸如民族自决、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社会公平等正当诉求，承认美国的诸多安全挑战并非来源于苏联的军事威胁，而是许多地区极度恶劣的贫困状况与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卡特政府要求“一视同仁”地看待“盟国人权问题”，强调对菲律宾、韩国、阿根廷、乌拉圭、南非等国家存在的种族隔离、强迫失踪、政治迫害、贫富悬殊等人权问题施加改革压力甚至是制裁威胁，不允许这些国家“粗暴侵犯其公民的权利而不使其与美国的关系受到根本影响”。在此，卡特政府提出了一套较为客观温和，排斥基于同盟关系和意识形态评判各国、追求人权标准一致性的人权外交政策。

1977—1979年，卡特政府总体上贯彻了它的人权外交理念，在缓和战乱破坏、促成中东和平、归还巴拿马运河、尊重尼加拉瓜独立、促进经济公平、加强人权援助、批评独裁统治、释放在押人员等领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然而，虽然卡特本人强调人权外交的一视同仁，将“双重标准”视为一种“不道德政策”，但在具体实践中，“双重标准”的幽灵却并未远离。

第一，冷战现实政治与人权外交紧密相连。在冷战的政治大环境下，部分欧美政治家、知识分子及社会活动家深信，对抗苏联所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与追求对抗“威权压迫”的自由主义目标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这种思维深刻影响了卡特本人及其政府阁僚，也使得其人权政策自始至终难以摆脱冷战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即便是在卡特政府最接近“一视同仁”的尼加拉瓜问题上，它也试图以民主选举作为政权的替代方案，一方面以人权路径来防止该国陷入全面动荡，另一方面确保美国在中美洲的影响力不受削弱。而在受到冷战冲突影响最明显的1979年，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引发了冷战对抗新高潮，卡特政府更是逐步屈服于这种“冷战优于人权”的政治优先立场。

第二，卡特政府虽然宣布要对各国“一视同仁”，但面对盟友却难以完全落实。在批评“右翼军事盟国”时，美国总是小心地做出决断，避免干预到国家安全、军事部署与经济政策。对处于冷战前沿、具有重要价值的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卡特政府的政策更是犹豫不决，始终没有落实断绝援助的主张。对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美国也仅仅是切断了部分军事援助，而没有影响经济援助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发放。

第三，对宣称要加强合作并尊重诉求的第三世界国家，卡特政府强调了它提出的“基本需求战略”，主张以人权援助为核心，但是对77国集团提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从结构上纠正南北方国家在产业分工、贸易往来领域的严重不平等地位——卡特政府则强烈反对。

如果从“双重标准”的视角去考察人权外交的得失，不难发现，卡特政府言行分离、前后矛盾的政策实践，使得其反对“双重标准”的雄心壮志最终归于失败。这种失败也隐约指出了美国外交所存在的一个悲剧性问题：“双重标准”的诱惑有可能被抵御吗？

（二）“里根主义”的人权转向

1980年美国大选，里根通过激烈批评卡特政府内政外交方面的失策，尤其是“人权外交政策”对盟国政权稳定与外交声誉造成的损害，赢得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支持。与之对应，里根及其幕僚、智库共同缔造了“里根主义”这一新的外交战略，主张以经济和军事实力来维持权力地位，毫不讳言在国际政治中采取某些激进措施——经济制裁、外交孤立、舆论批评、意识形态领域的明争暗斗，甚至武力干预、“秘密战争”和颠覆活动——被认为是维持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基于此种观念，里根政府废弃了卡特追求合作和“一视同仁”的人权外交路线，决心以冷战政治和保守主义重塑人权立场。

“里根主义”的人权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里根政府否认经济与社会权利的人权价值。尽管国际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基本接纳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兼重的理念，卡特政府也对此予以承认和支持，但新保守主义者们坚信，经济与社会权利不属于人权，而是苏联进行权力斗争的意识形态工具。只有“民主”——美国传统上重视的个人权利与自由——才是具有道德价值并能服务于冷战目标的“真正的人权”。因此，里根政府开始用“民主化”代替人权进步，并将其视为唯一的人权标准；其次，里根政府强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议程与“人权进步”的关联。在游说集团的压力与扩张海外利益的双重促进下，里根政府宣布将芝加哥学派的药方——这些国家是否推动自由化改革以融入国际经济秩序，是否为美国资本的大举进入打开国门——作为衡量各国人权状况，决定援助金额的标准，而忽视缺乏控制的自由化带来的严重社会公平问题；最后，里根政府试图将人权塑造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工具和武器。里根及其阁僚将苏联和东欧国家描述为“国际人权的威胁”，将战争和动乱的责任归咎于苏联的鼓动与支持，甚至将苏联形容为一个“邪恶帝国”，这些具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表现出里根政府对社会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恐惧与抵触。为了打击竞争对手，里根政府试图重塑国际人权准则，通过掌握人权的解释权来服务本国安全及利益，将是否符合美国利益作为遵从国际人权法律的唯一标准。

（三）“双重标准”的全新命题

基于“里根主义”对人权问题的保守态度，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一批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决定将人权工具化的意图明确表达出来，在南方种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的基础上，缔造了一种逻辑自洽且服务于冷战斗争的人权标准——即“双重标准”。

保守主义语境下的“双重标准”不再是对言行不一的遮掩和伪装，而是对“划分敌我”“区别对待”的正式承认。它强调，相比于主张对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左翼政权，那些作为美国盟友的右翼统治者虽然恶行颇多，但它们却“尊重社会结构及其传统习俗”“没有扰乱社会长期形成的习惯和节奏”，因此它们侵犯人权、破坏国际人权法的行动就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对右翼政府的人权批评，可能会动摇这些亲西方政权。同时，右翼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政府已经开始接纳“渐进式自由化和民主化”，而苏联、古巴等左翼国家则坚决拒绝这套制度，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更大威胁。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认为，美国没有必要继续保持负罪感或者歉意，也无须总是服从于它们的呼声。在人权政策背后更深层次的动因是，那些右翼盟国“保留了财富、权力、地位和其他资源的现有分配”“更容易受到自由化的影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积极参与里根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强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议程，融入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并在国内对美国资本开放市场、削减壁垒，同时继续对抗苏联与共产主义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权记录可以被忽视，而带来的利益则必须被保证。

即便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外交官不断重复着“本届政府不会对侵犯人权行为采取双重标准”，但他们的措辞和声明本身就带有鲜明的主观性与政治化色彩——迈克尔·诺瓦克认为，推动国家人权进步需要“自由的机构、自由的报纸、非政府组织、支持当地人权活动人士的福特基金会、哲学家、律师、诗人的国际协会以及教会”的大力帮助。另一位外交官理查德·谢夫特甚至宣称，即便是贫困落后、局势严峻的海地社会，“其威胁和挑战也远逊于苏联”。“里根主义”拥趸对“自由”的过分强调，以及对人权发展模式的限定要求，实际上表明了一种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和文明观——唯有依据一整套产生发展于西方世界的人权轨道和判断标准，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等待评价的第三世界国家才可能获得“人权俱乐部的入场券”，而那些奉行左翼政体的国家则几乎无此可能。

在这里，人权问题显然已经退居其次，冷战政治的现实需求与意识形态的“美式民主优越论”则占据了首要地位。这种“去人性化的人权”之下，人权不再和某个活生生的人或者群体相关，作为考虑人权真正意义的人的尊严与福祉被置于末位，而“捍卫国家利益”与“赢得冷战斗争”则跃居首位。里根政府对于拉美国家的政策实践将会证明，毫不遮掩地推动“双重标准”会产生恶劣的人权后果。

在冷战背景下，拉丁美洲各国既是美国的“后院”，也是美国对抗苏联的前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里根政府践行“双重标准”理论并维持霸权秩序的实践场所。在拉丁美洲，右翼国家如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的人权问题往往被“庇护”甚至“原谅”，而左翼政权如尼加拉瓜的人权问题则往往受到重点关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人权灾难的因果倒置。“双重标准”贯穿于里根政府在拉丁美洲的人权外交实践。

（一）打击对手：以人权反对尼加拉瓜

卡特政府时期，美国政府维持了与尼加拉瓜社会主义政府的相对友好关系，但这个位于美国“后花园”的社会主义政权却让里根政府如坐针毡——里根政府相信，如果不能尽一切手段阻止和推翻尼加拉瓜政府，该国就可能成为“第二个古巴”。尽管美国国会中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士再三强调，美国政府不应在拉丁美洲问题上滥用军事干预和武力胁迫手段，但美苏对抗的国际环境与日益激烈的国内舆论最终为里根政府的一系列强硬政策铺平了道路。

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政府的人权批评同它的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武力干预是高度结合的。在军事方面，里根政府在1981年决定资助该国境内的反政府武装，试图通过秘密行动与经济、外交、军事压力颠覆尼加拉瓜政府。198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美国中情局”）甚至编写了名为《游击战中的心理战》的手册，以图“指导”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通过欺骗、恐吓和暴力”推翻社会主义政权，并利用政治暗杀、勒索普通公民、绑架手段制造社会恐慌。1984年，美国中情局绕开国会，单方面在尼加拉瓜数个港口布雷以封锁其国际贸易，该行动不仅导致了尼加拉瓜严重的经济损失，还直接造成数艘尼加拉瓜、欧洲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船只在雷区受损，许多船员与沿海渔民伤亡。虽然里根政府受到国内外压力，没有直接对尼加拉瓜进行军事干预，但是美国仍旧在其邻国洪都拉斯维持了军事存在，对尼加拉瓜政府展示军事威胁。在外交方面，为了进一步孤立尼加拉瓜，里根政府联合其中美洲盟国，如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国强化了以美国保障为核心的安全体制。里根政府不愿意看到“孔塔多拉进程”及其缔造的《中美洲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程序》协议削弱、取代美国在中美洲地区的影响力，因此通过外交游说极力阻拦和平条约的缔结，给尼加拉瓜参与国际合作与和解设置种种障碍。在经济方面，里根政府通过游说多边开发银行和西欧各国政府停止向尼加拉瓜提供贷款和援助，对尼加拉瓜实施了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措施。在美国的压力下，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和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IDB）向尼加拉瓜提供的贷款大幅减少。此外，美国政府在1983年决定将从尼加拉瓜进口到美国的食糖配额减少90%，这严重削弱了尼加拉瓜赚取外汇的能力。在这些措施影响之下，尼加拉瓜的经济发展举步维艰，民众生活水平也受到冲击。

外交、经济、军事的直接和间接措施对尼加拉瓜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造成了严重威胁，对该国民众福祉的损害更无须多言。但是人权批评仍旧可以通过一种“倒置因果”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得里根政府将自己美化为人权捍卫者。一方面，里根政府将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形容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似乎他们针对平民与尼加拉瓜政府的袭击并非暴行，而是“推动民主”的一部分。诸多记录证明，这些组织缺乏纪律，破坏经济，恐吓人民，通过大规模杀伤制造恐慌，其破坏性远胜于一般武装团体。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叛军远不是“自由战士”，而恰好是里根政府经常抨击的制造恐慌和混乱的恐怖分子。另一方面，里根政府拒绝承认尼加拉瓜社会主义政权的人权成果。实际上，尼加拉瓜政府非常重视经济和社会权利，它动员长期被压制的多数民众参与社会和经济发展，向公众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服务，这些成果得到了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拉丁美洲研究协会”（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LASL）的高度评价——“尼加拉瓜在社会部门取得了显著进展，为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它的诸多左翼政策，包括改变宗教信仰、鼓励工会和农民组织在内的进步主义政策，都被视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美国在中美洲经济利益的侵害，从而不可能得到里根政府的青睐。

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无论左翼国家如何行动，在美国的视野下，它都具有一种宗教性的“原罪”，因此被剥夺了参与人权善治的资格。对于这些国家，美国的非法干预所造成的人权后果无须被考虑，而该国在困境中挣扎发展的人权成就也无须正视。这恰好是“双重标准”作为打击异己的最核心体现。

（二）庇护盟友：对右翼盟国的“辩解”与“重塑”

对于拉丁美洲的右翼盟国，里根政府采取了一种系统性人权辩护策略，呈现出从“辩解”到“重塑”的两阶层样态。经由这两种策略，美国与它的右翼盟国塑造了新的期望和共识，那就是只要继续服务于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无论这些国家如何行事，也无论它们在人权领域如何违反规则，里根政府都将庇护它们。

“辩解”是对来自国际社会与拉丁美洲各国人权批评之声的直接回应，从“双重标准”的逻辑而言，它质疑人权指控的真实性和真诚性，将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权问题转为细枝末节的辩论和政治立场的斗争。在公民与政治权利方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指出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强迫失踪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例如在里根政府当选的两年内，萨尔瓦多有8000~12000人死于军政府迫害或屠杀，该国的重要人士如左翼天主教会领袖奥斯卡·罗梅罗大主教，都未能免于军政府的暗杀。在社会经济权利方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派的特别代表在1981年指出萨尔瓦多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方面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陷。在土地改革之前，该国1.6%的地主控制了多达66%的土地，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也有接近六成的农民未能从土地改革之中获益。该国民众不仅生活在缺乏安全的环境之中，还时刻受到贫困甚至是饥荒的威胁。面对国际人权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的强烈批评，里根政府的辩解对策是“灭火与泼水”。里根政府一方面将国际组织的调查结论形容为“政治化产物”，指责这些组织与机构欠缺公正与客观性，另一方面则发挥其媒体影响力，着力贬低中美洲迫害中受害者的地位和参与其中的人权组织的信誉，将他们塑造为掺和政治的阴谋家或者是涉世未深、远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重塑”则是里根政府在国内外环境变化之下，经由“双重标准”主动缔造全新人权标准的一种尝试。在国内自由主义者和国际舆论的关注下，拉丁美洲右翼国家军事政权的人权暴行已经开始损害里根政府的政策基础。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的右翼政权，里根政府强调了“尊重与保障人权”与“民主化改革”的重要性。里根政府确实关注到它们的人权侵害问题，要求它们减少大规模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由于认识到左翼革命浪潮建立于军政府残暴的政治统治与资本控制之下极不平衡的社会基础之上，里根政府也强调要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推广以自由化为基础的社会改革，利用其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在萨尔瓦多等国家以温和的基督教民主党取代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并强迫这些国家接受土地改革、政治开放与社会经济的某些进步主义方案。在右翼盟国“民主转型”过程中，加强对这些国家的人权监督，并辅之以更大规模的军事、经济与财政援助基础上，里根政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缓和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以暂时平抑革命浪潮的政治目标。

里根政府对中美洲左右翼国家采取界限分明的“双重标准”人权政策，尤其是为人权问题进行遮掩“辩解”，以及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人权标准的“重塑”，都向右翼政权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在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里根政府支持的大多数“自由战士”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美国更重视“谁不会成为苏联的盟友”，而非重视“谁能更好地保障民众福祉”，人权仅仅作为一种冠冕堂皇的叙事和区分敌我的标准而存在。至少对里根政府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削弱美国资本而强化本国经济主权的行动是不可忍受的。因此，那些在经济与政治上高度依赖寡头统治的军政府往往更积极地同里根政府合作，以残酷的方式打压左翼运动，一方面是为了向美国证明其冷战效用，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清理门户”。美国的“辩护”不仅是为了盟国的脱困，它还试图否认一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报告业已揭示出的事实——里根政府的自由化经济政策与冷战政治议程是缔造整个中美洲地区贫困与动荡的罪魁祸首，是这种系统性的不公正秩序导致了人权灾难。“双重标准”则试图扭曲这种认知，并使世界相信社会主义或左翼运动应该对该国的人权状况负主要责任，而不是美国同右翼政府长期的合谋与对这些国家经济的系统性剥削。

考察卡特政府与里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可发现两者的人权外交既存在鲜明的差异性与断裂性，也存在隐秘的一致性与连续性。一定意义上，“双重标准”是美国人权外交根深蒂固的特征之一。以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二元视角论之，越是如里根政府一般将目光聚焦于短期现实利益，人权外交就越是倾向于毫无节制地运用“双重标准”；能否在道德约束与现实利益之间维系平衡，抵御“双重标准”的巨大诱惑，则是其人权外交是否必然陷入工具化、政治化的决定因素之一。

（一）“双重标准”的不变：基于意识形态的政策连续性

相比里根政府，卡特政府人权外交中的“双重标准”倾向似乎并不明显。但是前述一系列案例似乎也证明，即便是主张合作、反对简单区分敌我的卡特政府，也隐藏着诸多滑向“双重标准”的风险与隐患。从这个维度来说，“双重标准”的某些一致性、连续性特征普遍地存在于两任政府的人权外交之中。里根政府就是在现实主义的维度上将人权工具化、政治化，为它本来无法解释的人权恶果提供辩护，卡特政府也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

“双重标准”的最大特征在于对“人与非人”的定义权。“双重标准”下的“人权标准”指向诸多自由主义基本要素，包括“私有产权、市场交换权、自由贸易权，以及为了保障这些权利而形成的有限政府”，这些要素显然有利于北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因此，“双重标准”制造了一种循环逻辑：不愿或不能保障这种自由主义权利的国家不能被视为“保护人权”的国家，而一切来自左翼国家的保障措施都被认为是缺乏诚意的。一方面，它们被剥夺了“人权俱乐部”的入场资格；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人权成果被有意忽视。当里根政府批评尼加拉瓜而夸耀萨尔瓦多时，它的深层逻辑在于，美国作为掌握人权标准定义权的国家，有权“抹去”左翼政权经由改革取得的成果，并将右翼政权在动荡中的灾难“升华”为符合民主化趋势的进步。卡特政府虽然承认第三世界有关社会公平和社会经济权利的诉求，但仍然反对“国际经济新秩序”和更为全面的制度改革。对人权标准的单边定义与支配，是“双重标准”的最大问题。

“双重标准”的第二特征在于对各国主体资格的“承认权”。国际法体系的基础之一是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就主体资格而言，理论上不应存在高低优劣之分。但是，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蕴含着强烈的美国例外论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强调西方国家对缺乏自主发展能力的非西方社会的监护和传教立场，而在潜移默化的“标准扩散”进程中，非西方国家也开始逐渐“自我东方化”，主动接纳和认可这种新标准以求获得欧美国家的承认。里根政府强调以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为核心要素的人权标准，促使拉丁美洲国家将新自由主义标准作为改革的刺激因素和指导方针。于是拉丁美洲国家通过实施包括可能导致严重人权危机但符合里根政府议程的措施，来证明它们有资格被承认为国际法的完全主体和国际大家庭（在冷战的语境下这更多指的是“西方世界”）的正式成员。卡特政府的拉丁美洲人权政策也存在忽视该国历史传统、本土文化、社会习俗，“一厢情愿”地将美式制度传播给该国民众的问题。

最后，“双重标准”在于对不服从者的“强制权”。人权标准推广的背后蕴含着自由主义霸权的扩张冲动与家长主义的“监护与教化”观念，要求那些具有良好人权实践和标准的国家对外输出，帮助“落后国家”。即便从最为规范的视角来看，国家也会借助“人权”要求履行某些义务或者禁止某些行为，来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辩护或者削弱其他行为者的合法性，并进一步潜移默化地塑造其国际政治空间和身份，在冷战激烈对抗的环境下，这种“帮助”或者“塑造”就具有了更加强烈的强迫意义。无论是里根政府出于冷战政治目的强迫其拉丁美洲盟国进行改革、威胁尼加拉瓜接受“民主化”谈判条件，还是卡特政府以断绝援助来威胁右翼盟国改善人权状况，实际上都呈现出对拒不服从者的强制和惩罚威胁。也正是由于未能看到“强制权”的隐患，卡特政府才造成了另外一种“双重标准”的历史悲剧——卡特政府或许真诚地相信，对各国军政府的人权批评将有助于该国人民境遇的改善，但它采取的路径仍然是具有强制教化色彩的美国路径。归根到底，美国政府缺乏充分包容、开放与多元化人权理念作为推进其人权外交的社会基础，也正因为此，一旦现实利益的诱惑来临或安全挑战的威胁浮现，理想主义的火车头便迅速熄火。

定义、承认和强制共同构成了美国政府“双重标准”人权政策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卡特、里根两任政府对这三种权力的强调与运用，有时是公然和明确的，有时是隐秘和含混的。但无论明确还是隐秘，它们都深刻地揭示出“双重标准”在现实政治中不可忽视的本质：一种有关道德的定义标准。这意味着，“人权政策”首先是标准、是工具、是权力，其次才涉及道德的具体名义。

（二）“双重标准”的变化：二元外交的不同影响

通过对比卡特、里根两任政府人权外交的相似性与连续性，可以看到“双重标准”某种隐约的必然性——在现实政治中，人权外交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安全、利益的实际考虑。但两任政府虽都存在“双重标准”风险，却最终没有归于同一极端。卡特政府虽然经常被批评为“幼稚、反复、犹豫、迟疑”，但就人权政策本身而言，中外学者都承认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促进了人权意识与制度的扩散，缓解了部分国家民众遭受的人权侵害，并且“比其任何前任和后任都较少计较美国在国际上追求人权时所付出的代价”，其人权外交政策中的“双重标准”问题相对来说也不那么突出。相比之下，里根政府的“双重标准”则广受诟病，其完全固守经济和安全利益，甚至经常性地将短期安全利益完全置于基本的人道主义考虑之上，最终让人权“严重贬值”，丧失了基本信誉。这似乎也说明，“双重标准”虽然根植于美国外交传统和社会文化，但并非完全不可控制。衡量“双重标准”是否遭到滥用，人权外交是否在政治化的主观轨道上狂奔，就必须深入考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二元外交因素的此消彼长和动态关系。

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国际道德标准，人权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并没有遮蔽各国人民对人权理想的追求。人权的诞生或许具有强烈的帝国与霸权背景，但关键仍然在于对一种完美、理想的社会状态的追求，对人类基本尊严和价值的认可，以及实践中社会与民众的接纳。正是由于人权的道德属性获得了广泛认同，二元外交的两极——尊重政治道德的理想主义与重视现实利益的现实主义——都选择对人权表示充分的尊重和服从。里根政府人权政策的反直觉事实在于，尽管“双重标准”是对人权道德与国际秩序的败坏，但它的表现形式与作用方式并非以一种低劣的、粗俗的、容易被一眼识破的形态表现出来。里根政府的人权政策自始至终都围绕着借助道德力量强化现实政治的主线，而基于某种道义的政策也会使政策手段变得至少是貌似强大。作为超然于政治之外的“最后的乌托邦”，人权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社会被寄予厚望，这也是里根政府从批判卡特人权外交转向继承其人权主张的重要动因。为了能够维持人权政策最为基本的道德面貌与民意基础，即便是柯克帕特里克等强硬的保守主义者，也不得不在“双重标准”理论之外补充诸多有关“经济发展”“民主改革”与“国际人权监督”的论断；即便是在最激进的第一任期内，里根政府也没有试图否认作为一种普遍道德存在的国际人权。由于人权的这种社会性特征——无论政治话语如何华丽，唯有民众认同方可实行，里根政府虽然轻视人权的道德意义，但也充分意识到人权的政治价值，尤其是对美国民众自身的强大说服力。如果缺少人权的道德诉求，美国社会对进行一场劳师靡费的“民主十字军”不可能提起兴趣。而一旦它作出了人权承诺，无论是依据承诺履行义务还是违背承诺背信弃义，最终都不免受到这种人权标准的拘束并承担某些后果。

里根政府的“双重标准”之所以在历史影响上远逊于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根源在于它未能在前述这种现实利益对政治道德与理想的操纵和利用之上更进一步，实现恰当的自我约束和自我限制。换言之，即便认可“双重标准”的存废不可能摆脱政治影响的事实，但如何在历史的局限性中寻求可能性，如何在保守的环境中追求进步，则是历史赋予行为者的选择权。如果将历史上一批反对狭隘的主权理念和利己主义政策，且追求人权与国际法治普遍性、一致性和共同性的学者看成“温良教化者”，那么提出“双重标准”并在接下来几年中几近肆无忌惮使用的新保守主义者，就只能称得上是“强硬教化者”（tough civilizer）甚至“强硬执行者”（tough enforcer）。里根政府对拉丁美洲国家的“传教”与“教化”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现实考量，里根政府很少以“教化”所需的耐心和对话形式推进其议程，而是选择毫不犹豫地采取强力政治手段，从“洛克式关系”走进“霍布斯式关系”，将人权和国际法转化为“里根主义”之下服务于一国短期利益的政治工具。“威尔逊主义幼稚病”当然对稳定健康的国际治理缺乏贡献，放任本国意识形态对外扩张的“民主十字军”也不可取，但是二元外交的平衡就在于能否在清晰地认识到在现实利益束缚的环境下，仍然坚持国际社会普遍尊重和遵循的基本信条。卡特与里根政府在“双重标准”问题上的连续性与断裂性，其不变和不同，恰好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

在国际人权政治化的时代思考“双重标准”与“文明标准”的关系，更大的意义在于厘清帝国行为模式的延续性和相应的历史镜鉴。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苏间的冷战竞争迎来终结，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者逐渐合流，塑造了一套表面上抛弃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但实际上将人权内在重塑为霸权标准的新殖民主义理论。后冷战时代，美国在国际社会采取的一系列遏制竞争对手、打压不同意见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重新塑造的意识形态旗帜，其轨迹仍然循着冷战时期铺就的二元外交道路。“双重标准”虽然已经在名义上远去，但它的余烬仍然向国际人权投射出漫长的阴影，一种针对异质性对象采用双重或是多重标准，以实现对西方帝国自身文明优越性的确证和维护的做法，仍然在当代国际人权实践中广泛存在。这种当代人权领域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通过将不同文明划分为具有高低优劣之别的不同等级，使欧美国家将其自身的人权法律标准奉为金字塔顶端之圭臬，在“教化使命”的名义下强制地适用于本质上具有巨大差异的各个文明与地区；另一方面又以今日之人权标准固化、机械地评价历史上的各国人权发展，衡量今日世界各民族的人权成果，最终导致了基于敌我、利益、同盟关系、意识形态甚至宗教信仰的各种歧视性待遇。

从“双重标准”的历史连续性角度来说，美国对待国际规则的结果性逻辑不仅决定了它对自决原则的修正主义态度和行为，而且预示着未来诸多人权政策具有的政治性、主观性可能会愈演愈烈。但是从“双重标准”的断裂性角度来看，政治家、工商界、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对人权的基本信念，也有可能影响其运用人权政策的保守程度。如果人类社会希求一种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真诚的国际人权治理模式，那么“双重标准”的过往将会告诫人们抵制“双重标准”的诱惑，这不仅是里根政府历史实践的教训、卡特政府失败实验的历史镜鉴，更是所有国家应当审慎对待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