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是西方国家长期标榜的价值观之一，西方媒体自诩为“民主社会的第四权力”，声称独立于政府和资本之外，以监督权力、揭露真相、服务公众为己任。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资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交织下，西方媒体并非完全独立的新闻机构，而更像是一部舆论塑造的机器，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操控和数据选择，悄然引导公众的认知，并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当信息传播被操控，公众所能接触到的“事实”并非未经修饰的客观现实，而是经过精心筛选、剪裁，甚至重构后的“叙述版本”。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意识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社会的统治阶级手中。现代媒体行业的高度集中化，使得少数资本集团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新闻机构的资金来源、股东结构和市场依赖，决定了它们的报道方向和叙事框架。这种情况下，媒体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者，而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服务于资本和政治精英的需求。美国社会学家赫尔曼和乔姆斯基认为，媒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运作的方式类似于一种宣传系统，它通过五大过滤机制来筛选和操纵信息，使得新闻报道符合既定的权力结构，等等。如今，信息战争已成为各国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媒体的舆论操控也愈发肆无忌惮，手段日益多样、范围不断扩展。

　　西方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来引导舆论，利用选择性报道和对特定事件的放大或削弱，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公众的思考方向，巧妙地塑造社会热点。议程设置并不直接告诉公众该如何思考，但通过选择哪些议题被报道、如何报道，它间接地塑造了公众对事件的理解和对其重要性的判断。然而，这一过程也暴露出西方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深刻偏见和立场，使得舆论成为资本和政治利益的工具，无法体现真正的新闻独立性和公正性。以俄乌冲突为例，2022年2月24日，冲突爆发的第一天，西方媒体记者的镜头对准基辅寂静的街道，旁白轻描淡写地将局势定性为“对主权国家的野蛮入侵”。此时冲突尚未全面升级，然而俄罗斯却迅速被贴上了“侵略者”的标签，这一框架立即在西方社媒中广泛传播，成为普遍接受的叙事标准，将本应复杂的国际局势简化为单纯的侵略行动。同样的报道策略在巴以冲突中也有所体现。每次冲突爆发，西方媒体通常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框定为“自卫反击”，而将巴勒斯坦的长期困境及历史背景简化为“恐怖主义”。这种框架不仅排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诉求，也使得冲突的根本原因被忽视，公众的理解被局限于“自卫”与“恐怖”二元对立的狭隘视角。两次国际舆论的博弈中，西方媒体都巧妙地选择性报道，成功塑造了对冲突的单一理解，压制了对多元背景和深层次原因的讨论。而这种选择性过滤和话语操控，实际上为特定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服务，不仅偏袒特定的政治势力，也剥夺了公众全面了解事件的机会，使其对世界的认知建立在预先筛选的信息之上，让简化和片面的叙事主导了对国际冲突的讨论，进一步固化了既定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分裂。

　　西方媒体通过叙事操控来主导舆论，利用精心选择的语言表达、信息筛选和情感渲染，使公众在既定框架内理解事件，形成预设立场。与议程设置不同，叙事操控的关键不在于报道“哪些事件”，而是“如何讲述这些事件”，即通过话语选择和叙述角度的调整，让同样的事实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塑造符合自身立场的舆论氛围。以英国广播公司（BBC）为例，当需要渲染“中国威胁论”或质疑中国的发展模式时，充满暗示性的“But at what cost？”（但代价是什么？）便频繁出现在标题之中。这一修辞手法巧妙地将任何正面成就与潜在负面代价绑定，使受众在接受事实的同时，不自觉地对其合理性产生怀疑，仿佛所有进步都伴随着不为人知的“阴暗面”。讽刺的是，当国际局势或资本利益发生变化，曾经习惯性抹黑的口径却可以瞬间“噤声”，甚至偶尔抛出几篇“称赞”文章，以制造客观公正的假象。这种前后矛盾的报道方式，不仅反映了新闻立场的选择性，更暴露出西方媒体在政治和资本操控下的双重标准。BBC只是一个缩影，它所代表的整个西方舆论体系，正在自身的虚伪和矛盾中暴露无遗。

　　西方媒体通过数据选择来构建舆论，利用选择性引用数据或操控对比等手段，制造符合既定立场的社会认知，进而影响公众判断。这种做法不仅隐蔽而且非常有效，因为数据通常被视为客观、科学的证据，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和依赖。然而事实上，公众所看到的数据可能已被精心挑选和加工，旨在支持特定的政治立场或观点。近期，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一篇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引发了广泛质疑。报道中声称，2023年中国仅新设1202家初创企业，但这一数字与中国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统计数据相差甚远。该报道所引用的“1202家初创企业”数据来源公司明确声明，其数据仅涉及获得投资且集中在热门行业的部分企业。尽管数据源已纠正错误，但该记者依然坚持其错误立场，未对报道进行修改。这不仅暴露了西方媒体在中国报道中数据混乱的现象，也揭示了它们对事实的刻意曲解和偏见。数据本该是真实的，却变为西方媒体塑造舆论、混淆视听的工具，完全罔顾公众的知情权与事实真相。如果这就是所谓的“第四权力”，那么它早已偏离了原本的职责，成了为既得利益服务的“傀儡”。

　　不可否认，西方媒体曾在历史上扮演了推动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积极角色，承担着监督权力和揭示真相的责任。但随着议程设置、叙事操控和数据选择的无底线滥用，逐渐偏离了其最初的使命。伴随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不断增强，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这种背景下，西方媒体若想继续在全球舆论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回归新闻的本质，摆脱政治和资本的干预，重新聚焦于为公众提供真实、公正的信息。唯有如此，才能重拾公众的信任，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恢复其应有的公信力。

　　（作者系福建社科院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