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模范的法治国家，以“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标榜自身。然而，美国社会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暴露出美式法治的真相：以纸面平等的虚伪说辞掩饰真实世界的残酷分化，假借体现多数人意志的法律实现资本利益的无序扩张，使法治在价值理念上一步步异化，在实际运行中沦为少数人的集权工具。

制造不平等的一大根源

在当代世界的不平等问题中，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呈现出独特的悖论：其法治体系以“平等保护”为原则，但基尼系数却从1980年的0.39持续上升至2023年的0.49。在当今美国，财富前1%的群体掌握了全美32%的资产，超越了所有中产阶级财富的总和，而后50%的群体仅占有全美不到3%的资产。贫富分化加剧是导致美国社会危机加深的主因之一。种族矛盾加深、无家可归者增多、城市骚乱、暴力犯罪严重，都与贫富差距加剧密切相关。作为社会财富的分配工具，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本是法治的应有功能，然而，在美国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中，美式法治却成了制造不平等的一大根源。

从立法上看，美国拥有一套复杂的“民主程序”，总统和最高法院还有立法监督职能，以保证国会制定的法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以2017年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为例，表面上看，该法目的是刺激经济、降低税率，实则却为跨国公司和企业高管避税提供了法律依据。TCJA将美国联邦企业税率从35%降至21%，并推行“属地制”，规定企业海外利润仅需在来源国纳税，而不再被美国追缴税款。这一规定使苹果等跨国公司得以利用属地制规则，将高附加值知识产权继续保留在低税区，而美国母公司仅对“本土利润”按21%纳税。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TCJA增设的“穿透实体扣除”条款允许企业合伙人将20%营业收入申报为免税收入。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估算，这条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富人专用逃生舱”的法规，使得私募基金高管人均减税41万美元，而普通家庭平均仅获1200美元优惠。在立法动议中，共和党也宣称TCJA将提升全美居民的收入，然而经过利益集团的立法游说和立法者的技术矫饰，最终受益最大的仍是高收入群体和大利益集团。

法院“厚爱”资本利益集团

从司法上看，在非政治化的角色掩饰下，美国屡屡运用“长臂管辖”干预他国内政。不仅如此，在实际案件审理中，美国法院为了资本利益决不会中立。2023年，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Amgen v. Sanofi案的判决中，推翻了专利审判与上诉委员会对降胆固醇药物PCSK9抑制剂的专利无效裁定，并宣称“宽松的专利标准是创新的氧气”。这一判决使赛诺菲公司得以延续其市场垄断地位，继而导致该药的价格超过加拿大同款药物一倍左右，使患者不得不承担极高的经济负担。更荒诞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了该药物78%的基础研究，但法律却允许私营企业独占专利收益。针对此种利益垄断的不正当性，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艾米·卡普钦斯基在《科学》杂志撰文评论道，“专利制度已从‘创新引擎’蜕变为‘生命定价工具’”。

有别于对资本利益集团的“别样厚爱”，美国法院对普通劳动者却总是“依法严管”。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在其《无罪之罚：美国司法的不公正》一书中指出，总人口3亿多的美国，仅2015年就有1300万起轻罪案件，不同于富人可以花钱运作，犯了轻罪的穷人因为付不起保释金，将被逮捕和监禁、罚款和监管，并且因此留下犯罪记录。202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Viking River Cruises v. Moriana案的判决中，要求加州不得禁止企业使用强制仲裁条款，这意味着普通劳动者即使遭遇工资克扣或性骚扰也只能在雇主指定的仲裁机构提起仲裁。而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2023年发布的《强制仲裁中的劳动者权利研究报告》，在2018年至2022年间，全美主要仲裁机构处理的劳动纠纷中雇员胜诉率仅为18.6%，平均获赔金额更是仅为法院诉讼获赔金额的7.25%。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上种种均表明，表面“平等”的美国法治好似“皇帝的新衣”，正被持续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剥落。为掩饰与资本合谋的本质，美国政府不断宣扬法治的神话，任意指摘其他国家的民主法治状况，不仅要让本国民众心甘情愿被“合法剥削”，还试图诱导别国陷入精心制造的法治话语陷阱，最终满足资本利益的无度扩张欲望。

有识之士展开反思批判

近年来，针对美国法治虚伪的“平等”，西方世界一些有识之士展开了反思和批判。2019年4月，耶鲁大学法学院学者发起“法律与政治经济”（Law and Political Economy，简称“LPE”）倡议，并在《耶鲁法律杂志》发表一篇被誉为“LPE宣言”的长文。在该文中，学者全面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及深受其影响的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法律与经济运动”，列举了包括贫富分化加剧在内的种种不平等现象，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二十世纪合题”指出表面“平等”的法治是造成包括贫富分化加剧在内的社会不公的根源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卡塔琳娜·皮斯托于2019年出版《资本的编码：法律如何制造财富与不平等》一书，该书堪称美国法治不平等根源研究的“里程碑之作”。在该书中，皮斯托认为，美国法治实则是“资本用法律统治”，资产所有者通过律师利用法律体系中的优势或漏洞完成对资产的法律编码，继而使资产成为长期攫取利润且受到法律保护的资本，基于这种法律优势，资本能为其所有者不断创造财富，从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遗憾的是，上述西方学者虽认识到美式法治虚伪平等的表象，却止步于新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批评，对真正合乎人类共同价值的法治样式语焉不详。

在“资本至上”价值观的支配下，资本主义法治虽提出“人民主权”“主权在民”等口号，但其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贫富分化加剧暴露出的美式法治真相就是一个明证。

（廖奕系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法学院教授；宋天一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