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广：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要：美国利用涉民族因素对华干涉的历史悠久，但整体没有影响中美关系大局。自特朗普时期以来，美国以妖魔化叙事为策略，动员国内对华强硬共识，拉拢盟友围堵中国，将干涉行为升级为打 “民族牌”。美国的 “民族牌” 策略更加强调干涉效果，以实现政治和经济诉求。美国把 “民族牌” 作为主要对华竞争策略，逐渐意识形态化，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和平稳定、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造成恶劣影响。美国的 “民族牌” 自身也有弱点，宜从内外着手谨慎应对，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一､美国对华“民族牌”策略的形成

美国利用涉民族因素对华进行干涉的历史悠久。美国的触角伸入中国的边疆民族地区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1887 年威廉・伍德威尔・柔克义对西藏进行考察，是美国涉足西藏事务的起点。作为第一个进入西藏的美国人，柔克义既是晚清时期美国对华（涉藏）政策的重要制定者，也是对华关系（涉藏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与实践者。而美国涉足新疆的开端，则是 20 世纪初的宗教传播活动。但美国从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角度涉足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事务则是在二战期间，美国先是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号介入新疆事务，继而将新疆作为对抗苏联的缓冲地带，并开始讨论新疆的 “独立问题”，在 “近现代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每个重要时期，几乎都在新疆留下了足迹” 。二战期间，美国战情局派人入藏染指西藏事务，开启了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的先河。在西藏和平解放期间，美国又百般阻挠西藏和平协议的签署。

在二战期间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于中国新疆和西藏事务的干涉活动，奠定了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利用涉民族因素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基调，即不断利用对民族分裂势力的支持，打压遏制中国。仅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建交前后以及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存续期间，美国的干涉活动有所收敛，但此阶段美国对华干涉却有了新的举措 —— 人权大棒。

冷战结束后，中国失去了在美国对苏战略中的制衡作用，美国利用涉民族因素干涉中国的喧嚣再起。只不过后冷战时代，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变大，美国有赖于中国在反恐、应对金融危机和全球生态问题等方面的合作，利用涉疆、涉藏等问题对华干涉活动强度并未升级。从克林顿、小布什到奥巴马时期，随着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形成，“软遏制” 成为通行做法，即美国行政部门的主要官员在正式场合，不否认中美之间的共识，认同中国在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底线立场。但是通过国会的立法行为或行政官员接见民族分裂势力领袖等做法，推动涉疆、涉藏问题国际化，炒作中国的 “人权”“宗教” 等议题，向中国施压。

以上美国利用涉民族因素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受政治环境影响较大，干涉手段不系统，干涉政策不连续，干涉主题比较单一，因此还称不上打 “民族牌”。直到 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利用涉民族因素对华干涉出现了主体多元、手段升级、主题扩散、强化干涉效果等新变化，美国对华 “民族牌” 策略才正式形成。拜登时期美国寻求的长期对华策略尚未成型，因此继续对华打 “民族牌”，且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主要的对华策略。此时美国的 “民族牌” 策略有升级的趋势，向政治、经济等领域全面渗透，且越来越意识形态化。

所谓 “民族牌”，是指美国为了达到某种政治和经济诉求，全面利用各种涉民族因素对华进行系统攻击抹黑和打压遏制的策略和手段。近年来，美国对华打 “民族牌” 呈现出了一些显著特征，表现出了明显趋势，并产生了恶劣影响。目前，学界对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研究较多，而关于 “民族牌” 仅有一篇早期的理论分析，尚无成果对美国的 “民族牌” 策略进行研究。

二､美国对华“民族牌”策略的特征

特朗普上台后，秉承 “美国优先” 理念，追求使美国 “再次伟大” 的目标，政治上对华 “极限施压”，经济上挥舞关税大棒和设定高科技壁垒。与这些策略相配合，特朗普政府同时对华打起了 “民族牌”，利用涉民族因素对华攻击抹黑、打压遏制，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新特征。

（一）妖魔化叙事是支撑美国打 “民族牌” 的基础

美国对华打 “民族牌”，既需要政府和国会的政策引导，也需要知识精英阶层的话语鼓动，更需要主流媒体的蛊惑宣传，这三个方面是美国进行广泛民意动员的主要途径。

其一，美国国会有一批顽固的反华派议员，他们基于意识形态因素或者受院外利益集团的游说，毫无根据地渲染 “中国威胁” 或中国的 “人权问题”，以核心议员的身份推动国会完成提案或立法程序，形成涉华议案。如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可・卢比奥和众议院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麦戈文，既是国会的意见领袖，也是最活跃的反华议员代表。《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是马可・卢比奥的 “杰作”，詹姆斯・麦戈文则是《维吾尔人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的始作俑者。像马可・卢比奥和詹姆斯・麦戈文这样的议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 “逢华必反”。

其二，部分保守派智库和个人学者，为捞取资金支持或博眼球，在涉华问题上不惜用造谣来附和政府的反华叙事。如 2019 年才成立的创新战略政策研究所，为了在智库圈出位，炮制了一份子虚乌有的 “首份涉疆独立报告”，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更为知名的则是所谓的 “中国问题专家” 郑国恩 (Adrian Zenz)，其真实身份是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反共组织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 成员。2018 年以来，郑国恩连续发表其所谓的 “研究成果”，靠主管臆断、歪曲事实，捏造了 “新疆关押数百万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族人被强制节育” 等谣言。郑国恩的 “研究成果” 被广泛引用，他不但被美国政府奉为座上宾，还被国会邀请参加听证会，为反华叙事摇旗呐喊。

其三，媒体的鼓动宣传是动员民意支持的最主要手段。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联社等冲在了最前面。郑国恩炮制的各类报告，因其所包含的 “集中营”“种族灭绝”“强迫劳动” 等具有 “吸引力” 的辞藻，被这几大媒体积极转发，扩大了其在美国民众中的影响。而创新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所谓 “首份涉疆独立报告”，也被美国和西方主要媒体大肆报道，极大败坏了民众的对华印象。

综上三种民意动员的途径，其共同特征就是妖魔化叙事。反华议员、别用用心的 “学者” 以及主流媒体，发动 “叙事之战”，通过蛊惑性宣传、编造数据、虚假证人证言等方式，形成强大舆论引导，成为美国对华打 “民族牌” 的基础。

（二）国内共识的形成是美国打 “民族牌” 的内部动力

特朗普上台之初，不但面临着传统的府会权力斗争，还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党派竞争，美国全面进入政治极化时代。党派之争几乎渗透进每一项具体政策中，在国会讨论内阁人选、国内立法、医疗改革、对外政策时，都充斥着 “为反对而反对” 的情形。

但涉及到中国问题时，这些分歧却迅速消失。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内对华认知发生明显转向，2017 年 12 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国被明确定性为 “首要竞争对手” 。2018 年库尔特・坎贝尔的《评估中国：北京如何使美国的期望落空》一文，引发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再辩论，从而终结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接触派和遏制派持续不断的争论。最终在国会和政府的引导下，接触战略失败论占据上风，美国国内形成了对华强硬的共识，并直接推动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虽然以大卫・兰普顿、杰弗里・贝德等为代表的 “知华派”，不建议美国冒巨大风险同中国 “脱钩”，更强烈反对与中国陷入全面的意识形态对抗，但这些理性的声音淹没在对华强硬的喧嚣中。这样，经过政策辩论、舆论动员和妖魔化叙事，美国国内形成的对华强硬共识，跨越两党分歧、府院分歧、社会分歧，成为美国对华打 “民族牌” 的动力。

国内共识成为美国打 “民族牌” 的动力，而 “民族牌” 反过来又进一步凝聚了共识。国会、政府、智库和媒体四类叙事主体在涉华问题上 “共生互动”，利用强大的舆论引导强化了美国社会在涉华问题上的趋同认知。

（三）强调干涉效果是美国打 “民族牌” 的核心特征

传统上，美国涉华民族问题时，国会一直是强硬派，而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关键时期还要顾及中美关系大局，有时甚至对抗国会的要求。但是一到打 “民族牌” 时，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相互配合，充分利用妖魔化叙事形成的国内共识，“民族牌” 不但用来表达立场或表明态度，而且更加强调取得干涉效果。

首先，“民族牌” 的针对性更强。以美国对华 “人权” 政策为例，过去国会的主要行动是通过议案谴责、施压，以声援民族分裂势力的诉求。而行政部门的主要做法是接见民族分裂势力领袖，为其提供发声的舞台。至于民族分裂势力是否实现其诉求，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否 “改善”，他们并不十分关心。但是当前打 “民族牌” 阶段，以国会为主的对华干涉更具针对性，讲求 “精准打击”。一方面，国会的涉华立法活动更具针对性。国会的立法活动改变了此前以表达立场、无约束力的简单决议案和联合决议案为主的局面，具有约束力的法案成为主流，并且有相当数量的法案被两院通过经总统签署成为 “法律”。另一方面，涉华法案的内容更具针对性，为美国强化对华干涉、制裁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支持。如利用《维吾尔人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精准打击新疆的支柱产业棉花、番茄和光伏，为切断世界各国对中国相关产品的依赖，推动美国相关制造业回流。

其次，“民族牌” 的可操作性更强。美国政府一直给予 “疆独”“藏独” 势力大量资金支持，并通过涉疆、涉藏立法活动向中国施压。当前，美国打 “民族牌” 更强调可操作性，即通过具体的细则使 “民族牌” 的执行可追踪，效果可评估。如由马可・卢比奥和詹姆斯・麦戈文共同推动的《2019 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对于干涉手段和目标均有明确指向。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在驻华大使馆内设立西藏科，监测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法案还要求美国总统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作为与中国政府联系的代理人。该法案还为未来十五世达赖喇嘛的确定做了准备，明确如果中国干涉达赖喇嘛的转世程序，相关人员将受到美方制裁。2022 年 6 月，拜登签署的《维吾尔人强迫劳动预防法案》，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拟定清单，对相关人员和企业进行精准制裁。

最后，“民族牌” 的约束力更强。自特朗普时期以来，政府和国会在对华干涉方面高度一致，对华打 “民族牌” 也有心照不宣的共识：国会以立法行动明确了总统及行政部门的职责，政府和行政部门也乐于配合国会实现其遏制打压之实。行政部门按照法案要求需向国会提交详细的执行报告。如《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涉疆立法之一，国会要求不同部门限期提交涉疆报告：国务卿在 180 天之内提交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侵犯人权” 状况的公开报告；联邦调查局局长 90 天之内提交关于保护美国公民和居民免受恐吓和胁迫的公开报告；国家情报局局长 180 天之内提交关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 “镇压” 导致的安全和经济影响的公开报告；国家情报局局长提交关于美国政府收集和分析涉疆情报能力的机密报告。《2019 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也对驻华大使馆西藏分部负责人的报告事项，做了明确规定。

报告制度的形成，使美国国会实现了对行政部门关于政策实施情况的监督，因为行政部门的报告不是陈述性的流水账，而是包括具体措施。这一做法极大地强化了 “民族牌” 的约束力，为国会调整法案、强化干涉效果提供了可能，也体现了国会在美国打 “民族牌” 中的主导地位。

三、美国对华“民族牌”策略的趋势

美国对华打 “民族牌” 所展现出的新特征，表明其利用涉民族因素对华攻击抹黑、打压遏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些特征已是 “明牌”。但是隐含在这些特征之后的 “民族牌” 策略的趋势，是 “暗牌”，存在较多变数，更加值得关注。

（一）集团化围堵成为美国打 “民族牌” 的新手段

从历史上看，美国对华干涉行为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不断推动各类热点问题的国际化。新阶段，国际化仍然是美国对华打 “民族牌” 的重要手段，只不过其国际化的目标不但是博取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更主要的是拉拢西方集团，利用 “民族牌” 对华形成集团化围堵。

一方面，美国利用其主导的 “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 和 “国际宗教自由联盟” 等各种所谓国际组织，对中国的人权、宗教、民族等事业进行污名化宣传，为西方集团打造攻击中国的舞台。如 2018 年 7 月美国国务院召开的首届全球 “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有来自 80 多个国家的 40 多位部长级官员、175 名社会团体代表以及 100 多名宗教领袖参会。此次会议各类政府官员、意见领袖和反华分子轮番上阵，“台独”“藏独”“疆独” 及 “法轮功” 分子等以各种形式参会，表现出对中国的严重敌视和挑战姿态。在美国组织的两届 “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 上，支持 “疆独”“藏独”“台独” 的各种势力粉墨登场，组建所谓 “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各种涉华和反华宗教议题成为最主要的议题之一。为了让这些所谓的国际平台更有说服力，美国还让具有民族分裂主义背景的人士出任宗教、人权机构高级官员，如任命 “藏独” 分子丹增多吉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提名具有 “疆独” 背景的努里・特克尔担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等。

另一方面，美国以 “民族牌” 为纽带拉拢的围堵集团，围堵手段不断升级。特朗普上台后，西方集团发动了以抨击、指责和妖魔化中国为特征的舆论围堵。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英国的《卫报》等主流媒体，对于新疆职业培训班的妖魔化报道是核心事件。2018 年 9 月开始，围堵集团发动了以加征关税和技术上 “卡脖子” 为特征的经济围堵。此阶段的核心事件是对华加征关税、以半导体技术为主的技术封锁和以 5G 技术为主的技术壁垒。美国以游说和威逼利诱的方式使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瑞典等国放弃使用世界领先的中国 5G 技术和设备，这一围堵集团甚至扩展到了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2021 年拜登上台以来，重拾联盟政策，以 “七国集团” 为主发动包括涉疆、涉藏、涉港、涉台以及 “人权” 问题、疫情问题等在内的全面政治围堵。其核心事件是美国国会通过 “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 和 2021 年 5 月 5 日 “七国集团” 外长会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公报等。

（二）向政治、经济各领域全面渗透成为美国打 “民族牌” 的新方向

一直以来，美国在民族、宗教领域的对华策略，从属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大局，是冷战时期对华打压遏制的手段，也是接触战略时期向中国释放善意的问路石。特朗普政府把 “民族牌” 作为政治和经济策略的补充，但直至特朗普下台，美国的对华极限施压和关税大棒政策收效甚微。

拜登上台后，对华策略从极限施压向 “竞争性共存” 过渡，继续对华打 “民族牌”，“民族牌” 策略不但成为常规手段，而且大有成为美国主要对华策略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一，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民主党的拜登政府想极力摆脱共和党政府的政策阴影，以彰显民主党的善治善能。其二，拜登政府尚在摸索对华政治、经济策略，国内保守派和温和派关于对华策略的争论较为激烈，即使一致对华强硬的保守派内部，在对华遏制的力度、方向等方面也存在分歧。但在利用 “民族牌” 遏华问题上，两派却没有争议。其三，从奥巴马时期的接触战略到特朗普时期的极限施压，美国都未能实现其整体对华政策目标，但是通过打 “民族牌”，拜登政府在经贸和高科技领域部分实现了其战略意图。打 “民族牌” 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较高的政治、经济收益，这也是其主打 “民族牌” 的核心原因。

美国对华打 “民族牌”，其借口仍然是传统的人权、宗教、民族等议题，但其诉求已经不是要求中国 “改善人权状况”“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少数民族权利” 等虚幻的东西，而是为了实现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诉求，即 ““民族牌” 的工具化属性越来越突出。美国通过打 “民族牌”，将传统的人权、宗教、民族等议题，向政治、经济各领域全面渗透，“民族牌” 为政治、经济策略提供 “靶子”，政治、经济策略为 “民族牌” 提供抓手，二者形成合力使美国通过打 “民族牌” 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如拜登就是曾签署生效的《维吾尔人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其打着 “人权”“强迫劳动”“文化灭绝” 的旗号，看似打的是 “民族牌”，但对新疆及涉疆企业和个人实施的是经济制裁，实际上是利用 “民族牌” 收获政治打压和经济后果，是 “民族牌” 向政治、经济领域渗透的典型表现。

（三）意识形态化成为美国打 “民族牌” 的新形态

2018 年 1 月，特朗普发布其任内首份《国情咨文》，将中国定性为 “挑战我们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 ，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此后，时任副总统迈克・彭斯和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等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中美意识形态差异，拉开了美国各界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的大幕。2020 年 7 月，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关于《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则将美国意识形态竞争的逻辑推向高潮。蓬佩奥称美国同中国的竞争是 “自由世界同新的暴政” 的战争，“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最终，中国将侵蚀我们的自由，颠覆我们的社会如此努力建立起来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

意识形态遏制是冷战的核心逻辑，因此特朗普时期中美之间的 “新冷战” 被频繁提起。以尼尔・弗格森等为代表的学者，倾向于将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定性为 “新冷战”。尼尔・弗格森认为，“美国手中最有力的牌是我们的价值观：个人自由、宗教宽容、免受侵入性监视的自由，以及最重要的法治”，美国拥有 “自由社会相对于不自由社会的根本优越性”，这些价值观将有助于美国赢得新冷战。哈德森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保守派智库，更是鼓吹美国要为 “即将到来的新冷战做好准备” 。最终以文安立发表于《外交杂志》上的《中国行为的根源》一文，宣告 “新冷战” 基本成为美国的政策共识。文安立将 70 多年前冷战爆发之初的苏联与如今的中国做类比，认为美国再次遇到一个 “视美国为对手、寻求地区主导地位和全球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对手”。“70 多年前，乔治・凯南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奠定了遏制理论的基础，现在美国政府需要一个更新版的凯南遏制政策。” 但是到了拜登时期，极限施压效果未达预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反映在研究领域，智库和学者似乎有了 “理性” 成分，“竞争性共存” 又代替 “新冷战” 成为主流声音。只不过在如何竞争方面，有的学者建议较为温和，有的学者态度较为强硬。

虽然美国对华打 “民族牌” 的意识形态色彩渐浓，不过本质上看，意识形态化的 “民族牌” 显然不是为了赢得 “价值观之战”，仍然是为了实现政治和经济诉求。美国将意识形态嵌入 “民族牌” 中，机会成本更低，但是凝集国内外共识的效果却更好。与贸易霸凌和科技封锁等极限施压方式相比，意识形态遏制直接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底线，因此对抗的广度和烈度更高，在战略层面制衡中国的作用也更大。

四､美国对华“民族牌” 策略的影响及应对

长期以来，涉疆、涉藏等议题作为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一部分，在美国整体对华策略中并不占据优先地位。但是 “民族牌” 策略形成后，大有成为美国主要对华策略的趋势，当前及今后均会持续对华造成影响。其影响首先体现在边疆民族地区，并进而引发国内的连锁反应，而国际方面的影响也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一）对边疆民族地区造成恶劣影响

首先，破坏边疆民族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对华 “民族牌” 策略不断意识形态化，不断挑战中美之间的战略共识，不断突破中美之间的战略底线，以 “人权” 和 “价值观” 攻击否定中国主权统一的法理基础，制造所谓的 “主权” 危机。美国的对华人权政策已经形成了逻辑严谨、框架完整、目标明确的一整套战略工具，而且极具霸权主义属性。“三股势力” 的长期存在，是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持续威胁和挑战。美国恰恰利用 “三股势力” 所谓的 “受害者” 言论，为其人权工具披上合法外衣，在国际层面制造中国边疆治理的合法性危机。美国的 “民族牌” 为自己牟利，但客观上助长了 “三股势力” 从事分裂活动的嚣张气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和平稳定造成持续破坏，加大了中国边疆治理的难度。

其次，破坏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在否定中国边疆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上，美国又以存在 “强迫劳动” 为名，利用实体清单制度对包括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内的机构、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美国的经济制裁瞄准了新疆的棉花、番茄、纺织、光伏等支柱产业，其目的就是制造经济危机，进而破坏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当前美国的经济制裁已经产生了部分效果，如何应对这些制裁不但是政府的宏观战略，也是具体的产业和企业的现实挑战。

最后，破坏边疆民族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美国指使一批智库和学者，以抹黑捏造等方式攻击中国的教育政策和人口政策，制造所谓的 “文化灭绝” 和 “种族灭绝” 等负面舆论，挑拨民族关系，破坏边疆民族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美国制造的种种所谓 “危机”，其着眼点不单在于边疆民族地区本身，还在于阻断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达到其对华打压遏制的最终目的。这些影响，不同程度地传导至国内其他地区和领域，如新疆的光伏产业即面临合规性调整以及国内的产业转移等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恶化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和舆论环境

美国不断通过污名化的宣传，误导美国民众形成错误认知，进而推动国内政策共识，夯实进一步对华打 “民族牌” 的基础。

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通过攻击、抹黑中国的人权、宗教、民族等问题，以 “侵犯人权”“种族灭绝” 等逻辑将中国推向道德对立面，由此凝聚西方社会共识，形成对华集团化围堵。美国通过妖魔化叙事在国际上制造舆论危机，使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妖魔化的形象广泛传播，恶化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和舆论环境。

通过其掌握的一系列平台，美国创设了一套十分负面的对华话语体系。这套负面话语体系，言必称人权，三句话不离民主，将美西方打造为人权、民主的卫道士，而将中国推到道义的对立面，这既是美国 “价值观霸权” 的体现，也建立了遏制中国的道义基础，极具煽动性。当前这套负面话语体系主要在美西方国家集团之间流转，但美国在不断利用各种方式推动其产生国际影响。美国为民族分裂势力提供各种攻讦中国的舞台，既为这套负面话语体系提供了所谓的 “论据”，也使得这套负面话语体系产生国际影响。而这套负面话语体系的国际化，其影响比美国的国会干涉立法和经济制裁等更为恶劣，影响更为深远，是极大的潜在隐患。

（三）积极主动应对美国的 “民族牌”

已经成为常规手段的美国对华 “民族牌” 策略，其内涵仍在不断丰富，当前的影响集中于边疆民族地区，而其未来的影响会不断显现。但是，美国对华打 “民族牌” 也暴露了一些短板。其一，美国拉拢盟友对华进行集团化围堵，但受制于日益多元的国家利益诉求、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和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等，美国的欧洲盟友在跟随美国对华围堵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既有欧洲的领导人公开质疑美国的意图，也有大张旗鼓地对华舆论谴责但制裁方面却 “不跟牌” 的情形，即美国的 “民族牌” 越来越成为独角戏。其二，美国可用来打 “民族牌” 的领域，无外乎 “人权”“宗教”“文化” 等方面，打 “民族牌” 的手段，也集中于经济制裁和高科技打压。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看，中国对某些问题的应对已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而对特朗普时期以来的极限施压和贸易霸凌等手段的应对，也形成了基本策略，因此美国对华打 “民族牌” 的效力在递减。其三，美国国内一直有理性的声音，以 “知华派” 为代表的温和派积极参与政策辩论，以基辛格为代表的老一辈外交家不断警告美中之间无休止的对抗会导致 “全球性灾难” ，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资深国际政治学者也认为 “中国一直积极支持推动相互依存的世界秩序的建立”，美国应该做的是 “管理相互依存” 而不是 “全面脱钩” 。当美国的 “民族牌” 招致国内利益受损，这些理性的声音就会被放大。

美国政治环境多变，保守主义与共和党捆绑，民主党热衷于人权议题。无论政治极化向何处发展，政党选举结果如何，美国都将从宗教、人权、民族等领域加大对华施压力度，寻求长期的竞争策略。因此，对于已经产生影响的 “民族牌”，应引起足够重视，积极做好应对。并且，被动员起来的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共识，短期内难以改变，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对内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 “长臂管辖” 机制，发展群防群治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全面贯彻党的治疆、治藏方略，以制度保障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消除美国打 “民族牌” 的立论基础。对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利用各种国际组织和平台，通过学术研究、公共外交等方式，构建涉疆、涉藏问题国际话语体系，扭转涉疆、涉藏问题国际化趋势。

美国对华打 “民族牌” 没有赢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美国利用 “民族牌” 对华进行攻击抹黑，改变不了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广、认同感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事；美国利用 “民族牌” 对华进行打压遏制，也改变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趋势。

（李连广：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中外关系史、世界民族问题）

（原文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44卷第2期。本文转自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