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对全人类未来的关切
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一重要论述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用大历史观、大文明观的视野观照中国式现代化,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中国、何以现代、何以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
作为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却又经历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沉重历史磨难的非西方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到底该怎么走,一些人曾经对此认识并不清楚。一方面,由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主要是欧美国家和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给一些人一种错觉,似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另一方面,一些人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缺乏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认知和尊重。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结果纷纷陷入水土不服的发展困境。后发国家在追赶世界潮流的同时,不自觉地陷入西化与民族化、加快发展与保持自身独立性之间的矛盾。实践已经表明,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西方现代化道路并不是所有国家通向现代化的必然之路。
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明得以创造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立得住、行得远的动力源泉。中国式现代化是有我、为我的现代化,是坚持和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化。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以“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理论勇气,守护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保持民族底色的血脉基因,科学阐明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与独特优势。也正因如此,我们坚持“两个结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能动性,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
“两个结合”是一种理论要求,同时是一种实践路径,结合内蕴着体现时代精神、回应时代课题的必然要求。“两个结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通过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时代化,解决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科学理论基石、指明实践方向;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将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寓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动力,塑造了其独特品格,使之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和群众基础。这使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冲击面前摆脱了简单的“冲击—反应”模式,通过主体性的巩固和彰显实现文化基因的现代性表达。中国式现代化因而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避免了西方现代化中精神异化、价值虚无的困境。“两个结合”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新道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事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理论自觉、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西方式现代化植根于其文化传统,一些西方国家凭借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向世界各国进行价值观输出,推行文化霸权,奉行文化帝国主义,所引发的冲突让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挑战,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非依附性发展的新选择,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重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也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两个结合”的必然结果。它突破了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的认识桎梏,形成了以人民性为根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新型文明叙事,在文明演进的维度上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未来的深沉关切。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点,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而汇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作者为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由人民网组稿、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