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非人权研讨会22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办。图为毛里塔尼亚前外长、非洲和平调解与投资事务国际顾问穆罕默德·埃尔·哈森·勒巴特在开幕式上致辞。主办方供图

　　首届中非人权研讨会22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办。超过200名来自中国和40余个非洲国家的人权领域官员、专家学者及有关社会组织、企业、智库、媒体代表等，围绕“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携手实现发展权”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毛里塔尼亚前外长、非洲和平调解与投资事务国际顾问穆罕默德·埃尔·哈森·勒巴特在开幕式上致辞。穆罕默德·埃尔·哈森·勒巴特说，人权在西方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成为激烈且深刻争论的对象。“全球南方”国家认为，人权的普遍性不能由某些人来定义，也不能由某些人凭借自身的意志或理论，通过武力、诡计或“温和渗透”的方式强加于他人。

在首届中非人权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毛里塔尼亚前外长、非洲和平调解与投资事务国际顾问

穆罕默德·埃尔·哈森·勒巴特

女士们、先生们：

　　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人权议题已与其两位“孪生姐妹”——气候与环境问题、性别与性别平等问题——共同占据了应有的重要地位。这“三位一体”的议题组合，在不同时期和世界不同地区的语境中，受关注的程度或强或弱，但始终处于话语前沿。

　　人权一直是国际知识界和文学领域中被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它也是被赋予最多元解读、得到最广泛运用的议题——既可能被高尚地运用，有时也不免遭到卑劣甚至恶意的操纵。正因如此，人权在知识、政治与外交层面始终备受关注，同时也是一个棘手且充满争议的主题，牵动全球重大利益，居于全球关切的核心。尤其在西方与全球南方之间——中国与非洲凭借深厚而持久的战略关系，构成了全球南方的中坚力量——人权问题成为激烈而深刻争议的焦点，几乎引发了一场从未停息的辩论。因此，我要由衷赞扬主办方将如此重要的会议聚焦于这一议题，并选址于亚的斯亚贝巴——这片富饶的文明交汇之地。

　　亚的斯亚贝巴是文化、思想与文明生活的象征之地与恒久舞台。它不仅是非盟总部所在地，更是国际外交的宏伟舞台，是人文精神、历史传承、艺术与文化多样性以及传奇般好客之风的永恒摇篮。衷心感谢埃塞俄比亚的主办方，也非常感谢来自中国和非洲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这样一座汇聚众多非凡美德的城市，理应承载如此丰富而独到的思想盛宴，探讨一个虽已成为“经典”却始终被不断追问与持续焕新的主题。

　　我自认在该领域并无特殊专长。作为一位“局外人”，我认为不妨先绕道回顾本次研讨会所涉及的一些原则性要素，以唤醒在座各位专家的记忆——这或许并非多余，也是我首先要简要阐述的一点。然而，我们更须超越原则本身，进一步深入追问，以免忽略这些原则在具体落实中的实践维度。这将是我尝试作出一些简短评论的第二个方面，即重新审视某些原则的必要性。

　　如今，全球南方与西方在人权话语上存在根本差异，这一点已毋庸讳言。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差异在原则层面可归结为三个核心概念：普遍性、特殊性以及由此衍生的相对主义。

　　就“普遍性”而言，我们可以也必须承认，人类的最终目的——无论身处何地——都集中于实现其福祉。从这一普遍与整体的视角看，凡是能够直接或间接促进这种福祉、实现人类繁荣的权利，都属于人权的范畴。在此意义上，人权可体现在几乎无限的领域中，即这种繁荣的各类具体形态：经济权、财产权、食物权、住房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享有可持续环境条件的权利、艺术创作权、创业权、文化科技创新权、自由迁徙权、情感与意见表达权、通过选举或共识机制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以及艺术、文化与体育方面的自我发展权，等等。

　　人权的普遍性不能由某些人单方面定义，也不能凭借某些人的意志或理论，通过武力、诡计或“温和渗透”强加于人，而无视他者的价值观、利益与自由选择。普遍性也不应源于强加于人的意图。唯有当它根植于人本身的特性、与生俱来的基本需求，以及人们依照自身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应对挑战的方式自然形成的结果时，才是可接受的。

　　“特殊性”则是另一个由价值与事实构成的体系，普遍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这一维度。各民族历史不同，每个民族都深受自身文明与文化的塑造。它们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阶段上并不一致，优先事项各有差异；它们的集体想象、抱负、愿望、梦想和审美价值也各不相同——这些审美价值塑造了它们的品味，勾勒出对美、善、恶、真的理解，甚至构成了它们的“灵魂”。正是这些特质，构成并滋养了不同社会中“人权特殊性”的概念。若无视这些因素，便是对人类本质以及不同政治与治理体系必然差异化发展的深刻无知。

　　由此引出第三个相关概念——人权的相对性。一些社会因经济、社会与文化福祉已得到较好解决，更强调个人及其个性化的享受与愿望；而另一些民族则仍将重心置于获取超越基本生存所需的条件上，更关注那些与其当前乃至远期迫切需要直接相关的人权。试图向他们强行灌输另一套优先顺序，不仅违背常识，也缺乏理性。

　　因此，若要使人权真正服务于“人”，其实施逻辑必须充分考量并兼顾普遍性、特殊性与相对性这三重基本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这一备受期待的实施过程中，优先事项和实际操作究竟应当如何？

　　当令人难忘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后来成为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旗帜的十项原则时，无人能预料到七十年后，在中国实现举世瞩目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战略性地提出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十大伙伴行动”。

　　一个有利于人权充分发展的繁荣空间，已在至少六个层面初现轮廓。请允许我用三分钟左右时间简要回顾其精髓：

　　第一，是明确我们自主选择政治体制与治理模式的权利边界，坚决抵制任何外来干预或对国家主权的侵犯。

　　第二，是将经济社会发展置于促进人权及构建共享、包容、繁荣社会的核心位置。

　　第三，是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确保自然环境安全，保障我们长期的可持续繁荣，让地球持续为子孙后代带来福祉。

　　第四，是强调并实现我们对粮食主权和卫生健康权利的不容剥夺的权利。

　　第五，是在严格尊重人类身体尊严和伦理的前提下，享有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成果的权利。

　　第六，是作为一项新近提出的、不可剥夺的人权：即我们构想和建设团结互助关系的权利。这种团结不是为了与任何人对立，而是为了在一个经过改革、减少霸权倾向的多边主义框架内，共同应对当前与未来的各种威胁。这种多边主义应真正承担起全人类文明的责任。我们的团结，必须始终是积极的建设，而非消极的对抗。这是一种“为了……”的团结，绝不是“针对……”的团结。

　　正因如此，中国人和非洲人应当为成为和平与普遍软文明的真正建设者而自豪——这是面向未来唯一值得追求的文明形态。

　　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人权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