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未成年人沉迷手机、网络成瘾已成为跨越国界的治理挑战，保护未成年人数字安全成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共识。作为大洋洲数字治理的“标杆国家”，澳大利亚近年来构建起全链条管控体系，政策严苛性与执行力度位居全球前列。然而，该国在国内推行务实治理的同时，却紧随美西方步伐，将未成年人数字保护异化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对非西方国家的同类管控措施指手画脚、刻意抹黑，形成“对内精准治理、对外价值划线”的鲜明双标。这一矛盾行为，折射出其依附西方霸权、维护数字领域既得利益的深层考量，其核心逻辑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

以“护苗”为名严苛管控

　　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未成年人数字依赖问题，澳大利亚通过立法先行、技术赋能、多元协同的方式，构建起“校园限制+线上管控”的双重治理网络，形成了一套看似完备的全链条管控体系。

　　立法层面，澳大利亚构建了联邦与州级各司其职的管控格局。在校园手机治理领域，各州陆续出台严格限制法规，维多利亚州2020年率先禁止公立中小学使用手机，2023年新南威尔士州、南澳大利亚州等跟进推行“全天关机存放”模式，昆士兰州2024年也将政策从教学时段限制升级为公立学校学生在校期间全程关机存放，且对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同样要求关闭通知功能。

　　而在线上监管领域，澳大利亚走出了全球开创性的一步。2024年11月联邦议会通过《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并于2025年12月10日起正式生效，成为全球首个实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该法案明确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脸书、X、优兔等10家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即使有家长同意也无法注册或使用，现有账户被批量清退，违规平台最高将面临4950万澳元（约合2.3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罚款，而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无需承担违规责任。

　　不过，联合国相关机构直指其政策缺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澳大利亚办事处明确批评澳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并非解决网络伤害的灵丹妙药”，警告该政策会将未成年人推向“隐蔽且不受监管的网络空间”，而简单禁止无法解决网络欺凌、有害内容等问题的根源，呼吁通过数字素养教育构建安全包容的数字环境。

双重标准裹挟政治考量

　　就在澳大利亚以“护苗”之名加码国内管控时，面对其他国家的同类举措，却迅速切换至“意识形态批判”模式，将民生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其“双标”行为在亚太地区尤为突出，对中国的刻意抹黑更裹挟着强烈的地缘政治考量。

　　澳大利亚的“双标”，首先体现在对西方盟友与非西方国家的差异化态度。当加拿大实施校园手机限制、新西兰提议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时，澳方公开“赞赏与支持”。然而，当非西方国家采取类似措施时，澳大利亚态度却截然相反：印度扩大中学手机限制使用范围，澳方竟称此举“可能限制未成年人信息获取自由”，全然无视其降低成瘾率的政策初衷。这种“西方即合理、非西方即异端”的评判逻辑，彻底暴露其意识形态偏见。

　　对于中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措施，澳大利亚更是展开全方位抹黑与政治操弄。中国通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游戏防沉迷系统等举措，显著减少未成年人日均上网时长、降低网络欺凌发生率。但澳大利亚刻意无视这些成效，追随美国发起多维度攻击抹黑，如污蔑中方模式是“信息封锁”“侵犯未成年人发展权”。个别澳媒刊发不实报道，编造“中国学生因无法用手机导致社交隔离”等虚假案例，部分受澳政府资助的智库发布不实报告为其政治操弄提供“学术背书”……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澳大利亚自身管控政策存在大量“弹性空间”，被其视为“科学治理”，而中国根据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特点设计的差异化管控措施，却被贴上“政策僵化”“侵犯自由”的标签。

霸权依附下的治理傲​慢

　　澳大利亚在未成年人手机管控问题上的双标，绝非简单的政策矛盾，而是其依附西方霸权、维护数字领域既得利益的核心逻辑使然，这一做法已引发国际社会明确批评。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将自身定位为“西方价值观在亚太的代言人”，盲目追随美国的意识形态划线。但未成年人手机成瘾是全球性问题，其治理核心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与意识形态无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呼吁加强亚太地区数字保护合作，尊重各国监管自主权，但澳大利亚却追随美国将全球性民生问题异化为地缘政治斗争“战场”，破坏地区互信与合作基础，导致亚太数字治理呈现“碎片化”趋势。印度《经济时报》直言，澳方对他国管控措施的指责，是“霸权依附下的治理傲慢”；多家平台抱怨其禁令“立法仓促、缺乏科学依据”，质疑其背后的政治作秀动机。

　　有评论指出，澳大利亚若继续执迷于“双标”行为与政治操弄，终将在全球数字治理中被孤立，其自身的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也将因缺乏国际合作而难以持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