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习根：发展权的由来、现实挑战及其应对之策

　　汪习根开篇介绍说，发展权不是由中国提出，但把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是中国的首创，因此发展权对国内国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按照背景、萌芽、诞生、规范、机制的线索讲述了发展权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新兴独立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日益加大，贫困、饥饿、疾病、冲突、局部战争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人权公约，为全球人权保护提供了法律框架，体现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共同保护和承诺。和平、发展、人权成为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发展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汪习根谈到，在联合国关于发展权概念的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充满了尖锐的斗争。1986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推动下，联合国通过《发展权利宣言》并先后成立了三种工作机制，探讨如何保护和落实发展权。他借用《发展权利宣言》第一条“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对发展权作出了明确定义，并进一步指出发展权的核心即在于发展机会均等。他说，在世界和平与发展屡受挑战的严峻形势下，只有强化责任才能实现权利、保护权利，这要求各国都有责任参与国际合作、国际援助，为实现发展权的国际条件、国际政策、国际环境做贡献。

　　汪习根指出，相比于经社文权利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等个人权利，发展权更具前导性、引领性，但目前发展权的主流化尚未实现。全球发展赤字与发展严重失衡，单边强制，全球治理体系失能，冲突、暴力、恐怖、贫困、疾病等全球问题凸显。在现实种种挑战之下，汪习根呼吁从四个方面推进发展权的实现：第一，优化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人权机制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坚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到发展之中，推进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反对单边强制，强化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机制（UPR）在发展权领域的功能；第二，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坚持新发展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第三，坚持正确人权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四，加强国际法律保障，积极推进联合国通过《发展权利国际公约》，强化发展权的国际法律保障效能。